兩千三百多年前，商鞅在秦國推行了兩次變法，鐵血變革、富國強兵，為秦國統一華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商鞅變法由此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變法之一。今天，面對急劇變化的市場環境，很多企業都亟需推行變革以提高競爭力。但是，推行變革并非易事，會面臨重重艱難險阻。從商鞅變法中，我們能學到哪些企業變革的啟示呢？

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和當今的企業變革有很多共通之處。這對英主強臣所實踐的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變法中，有幾個要點值得我們學習。

變革需高層力挺

才能破除層層阻力

商鞅能成功推行變法，和一個人有密切關系——秦孝公。

春秋時期，秦穆公曾是五霸之一。但之后的秦國連續四朝衰落凋敝，國力大為削弱，甚至險被六國吞并。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繼位之初，他就以恢復秦穆公時的霸業為己任，為變法圖強，他下達了求賢令，商鞅由是入秦，推行變法。

歷朝歷代，變法都會面臨巨大阻力。 在歷史小說《大秦帝國》中，秦孝公和商鞅變法之前進行了君臣對話，商鞅說出了變法的三難：第一，必須任用一批擁戴變法的新銳骨干；第二，公室宗親違法，要與庶民同罪；第三，國君須對變法大臣堅信不疑，不被挑撥離間。這三點其實很難做到。

不得不說，秦孝公是個賢明的國君，他任命商鞅為左庶長（有實權的主政大臣），賜穆公金劍，令其開府治國并組建護法鐵軍，總領秦國軍政，推行變法。如果沒有他的鼎力支持，商鞅的政治抱負只能是個肥皂泡，而整個秦國也勢必毀在孝公手里。

在變革和轉型期，企業領導人要審時度勢，堅定變革的決心，并給予強力的支持。同時，職業經理人在發動企業變革之前，一定要和領導人明確變革的目的，列舉變革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和困難，從而爭取到必要的資源和授權。如果沒有爭取到，變革失敗的概率會很大。越是大型的機構，推行改革的惰性和因循守舊的慣性就越強。因此高層需要設立變革目標和激勵體系，從而扎實推進變革。國美電器和IBM歷史上的成功轉型變革，都和創始人的鼎力支持有關。

變革若想立竿見影

首選法家兵家縱橫家

關于使用什么思想來指導變革，秦孝公和商鞅經過了多次討論。

商鞅是法家名士，但他游說秦孝公很有策略技巧。他第一次拜見秦孝公時，向他大談帝王之道，也就是三皇五帝時所遵從的那一套。帝道屬于黃老學說，也就是道家思想，講求無為而治。秦孝公對此非常不感興趣。

商鞅第二次拜見秦孝公，提出了要以禮制為體，以仁政為用，“對庶民如同親生骨肉，對鄰邦如同兄弟手足，對罪犯如同親朋友人”，這樣最終一定能“四海賓服”。結果秦孝公聽得差點睡著了，最后下了逐客令，說“改天再聽高論”。

商鞅以此探明了秦孝公需要富國強民的實用策略方法，應是自己心目中志同道合的伙伴。于是他第三次拜見秦孝公亮出底牌，指出“王道、仁政、無為，盡皆虛幻之說”，最重要的是行“霸道”，也就是法家思想。這一次，秦孝公聽得津津有味，連續幾天毫無困意。

秦孝公從百家才俊之中選擇了法家大才商鞅，又從“王道、帝道和霸道”中選擇了能迅速富國強兵的霸道方略，說明他眼光務實，不喜空談。“欲治兵者，必先選將”。企業變革時，應優先挑選具有法家、兵家或縱橫家這三類思想、有血性有魄力的人才，這樣變革更容易快速起效；如果挑選具有儒家、道家思想的人才，則變革往往難以速成。

變革未必要破壞式創新

“拿來主義”同樣值得推崇

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在《大秦帝國》中，商鞅變法前深入秦國鄉野，進行了長達三個月的實地查勘，最終總結出《強秦九論》。里面提到的很多舉措都是把前人和它國行之有效的實踐經驗發揚光大，通過立法形式固定下來，并利用國家行政機器全面推廣實施。比如郡縣制（原先各國曾用于新領地的管理，只是沒有固化為全國統一實施的制度）、土地私有化（原先魯國就有）等等。在這一點上，商鞅是一個杰出的“拿來主義者”。

創新是有風險的，特別是顛覆式創新。商鞅在實地調研的基礎上借鑒一些曾經的和現行的措施，從而成為了一名偉大的改革家。企業變革如果能實行“拿來主義”，并結合實際情況加以推廣，必能事半功倍。

需指出的是，“拿來主義”并不意味著可以輕松成功，執行力才是關鍵。發動企業變革時，主政高管必須現場督戰，這樣才利于展示變革決心、激勵士氣和快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筆者在以往推動時裝業全渠道變革的工作中，除了經常現場辦公，每個項目都至少出差十幾次，以便在現場親自推動執行進程。負責ERP項目時，更是鎖上自己的辦公室，只帶一臺筆記本電腦和一只水杯，在“ERP聯合作戰室”現場辦公幾個月，直至順利上線成功才收手。沒有破釜沉舟的決心和魄力，如何能破舊立新、不辱使命？

變革需贏得基層信任

才能形成燎原之勢

商鞅深知，變法能否成功，與是否取信于民有很大關系。魂魄在廟堂，根基在庶民。因此，在法令已經完備但還沒有公布時，為了贏取百姓的信任，商鞅在國都市場南門立下木桿，宣布命令說誰能將它搬到北門就賞十鎰黃金。百姓對此感到驚訝，但仍沒有人去搬木桿，因為不相信能因此得到重賞。

見此情景，商鞅就又宣布命令說：“有能夠搬過去的就賞給五十鎰黃金。”終于有一個人搬起木桿放到北門，商鞅立即賞給他五十鎰黃金。就這樣，他化解了百姓對朝廷的信任危機，為變法打下了良好基礎。毛澤東主席青年時代曾經對此評價道：衛鞅的法令是好法令，一定要通過搬移木桿來樹立誠信，我從這里知道了執政者都費了苦心。四千年來，在利國福民的政治家中，衛鞅位居第一。

發動變革絕不能高坐在廟堂之上，而應從基層實踐中開始點火，這樣才能形成燎原之勢。 《大秦帝國》中，商鞅頒布首批法令后，郿縣就發生了違法大規模私斗，導致大量人員傷亡。如果不能有效應對，新法很可能會半途而廢。商鞅為此親自帶衛隊去現場勘查實情，并依據秦法在渭水草灘行刑，斬殺七百余人，平息了騷亂危機。新法頂住了頒布后的第一個危險浪頭，順利揚帆起航。

徙木立信的技巧，企業也可在發動變革時使用。如果企業變革得不到基層員工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是很難推動的。只有得到基層的信任，變革才能自下而上取得成功。

企業最好的變革

是實現“帕累托改進”

通過商鞅變法，秦國在基本穩定的前提下迅速實現了富國強兵，百姓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優秀人才得以憑借業績和能力擔任政府和軍隊的要職（以往幾乎為貴族階級壟斷），少量元老貴族雖然短期受損但長期亦是受益者（這從他們贊成殺商鞅但不贊成廢商鞅之法就能看出來）。這種有人受益，無人受損的情況，在經濟學上叫做“帕累托改進”。變革家如果能在增量利益之上實現“帕累托改進”，就能吸引大量支持者，從而減少變革阻力。

在企業中，如果變革能帶來增量利益并實現“帕累托改進”，也就是有人受益無人受損，那么通過引入新型制度，在新的激勵機制下，資源的使用效率就會大大提高，受益者推動變革的力量就會大于受損者的阻力，變革的成功率就會增大。

變革需要“利出一孔”

戰略聚焦才能成功

商鞅變法的核心是“獎勵農戰”，也就是集中全力將秦國整個社會打造成全民“農戰”為中心的超級戰爭機器，支持秦國軍隊東出爭霸。除此之外的商業、娛樂等事項，盡在禁除之列，最終秦國得以橫掃六國，統一中華。

在《商君書》中，商鞅提出了“利出一孔”的思想，這個唯一的孔道，就是“農戰”。商鞅變法之所以成功，在于他找準了問題的核心：戰國時代，能戰才是硬道理！他抓農業，等于打仗有了保障；抓軍事，是為打仗做好準備。最終做到了管仲在《管子》中所說的“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  

企業的資源是有限的，需要戰略聚焦 ，將主要資源投入企業主要戰略方向，形成突破性優勢，取得決定性勝利。今天，很多國際化大企業已把重心放在零售運營的精細化改進上，而很多民營企業還把重心放在“做加法”上：即如何增加新品類，如何增加新品牌。在經濟粗放發展時期，這種思路或許有效，但在產業已經成熟，需要精耕細作時，這樣做反而容易分散資源、面面不到。“一群小雞不等于一只雄鷹”，企業只有把戰略規劃好，專注聚焦、“利出一孔”，充分發揮人才的積極性，才能真正做好。

當然應該看到，商鞅變法也有其局限性：

1

它只適用于“打天下”，而不適用于和平時期。秦國統一六國后，戰略目標和制度體系沒有與時俱進，而是沿用商鞅變法時期的戰時法治，導致帝國體系扭曲，影響了國家的治理。同理，企業戰略轉變后，企業考核激勵制度和企業文化需要進行必要調整。

2

唯法是從，唯利是圖，缺少道德文化的滋養。商鞅的法治充分利用了人性自私自利的一面，短期速成但不能長久。現代企業治理最好德法并舉、王道霸道并用，在鼓勵員工合法合理自利的同時，也要倡導利他之心。

3

法治體系沒有覆蓋到君主及他的身邊近侍，導致“燈下黑”，這也是秦統一六國后短短十幾年就滅亡了的原因。在企業里，高管應該起到帶頭作用，不能讓自己及身邊工作人員游離于公司的規章制度之外。

企業變革并非易事，它需要公司高層和變革推動者之間攜手互信，也需要在“任法”和“任人”之間取得平衡。國內很多企業家往往更看重“任人”，但是，“任人”不“任法”容易出現內部人結黨，難以持久興盛；“任法”不“任人”往往導致無人有能力護法。企業如要走根本強大之路，就要既“任法”又“任人”。

有史以來，變法家無不死于世族政變，商鞅亦是如此。變法必然會觸及權貴階層的利益，必然免不了明槍暗箭、誹謗攻擊，企業中的變革也是這樣。因為，變革始終會觸動到部分人的利益、權力和勢力，誰也不會束手就擒。因此，矛盾和斗爭不可避免。沒有大無畏的精神，變法就難以成功，就沒有山花爛漫的那一天。

天下治道不在空談而在力行，順天應時富國強兵（在企業就是促進和諧增長）便是正道，否則便是空談大道、誤國誤民。明朝張居正曾感嘆道：“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謹以此與有志于推行企業變革的仁人志士共勉！